文艺批评 | 朱康：罗兰·巴特、互联网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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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时代文艺批评如何可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首先回到互联网时代，看这一时代的文艺批评是怎样的一种形态。阿帕网时代的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因其文本理论中所包含的对超文本的想像与预言，将自身完全开放给了互联网时代，更具体地说万维网时代。由此，我们也许只能期待，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在文艺批评上是一个“罗兰·巴特+”的时代。

本文原题目为《罗兰·巴特与“互联网+”时代的批评》，发表于《文艺评论》杂志2017年第6期。本公号推送文章为作者修订补充版。

 感谢作者朱康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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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

朱康

罗兰·巴特、互联网与“互联网+”

一、互文性、超文本与阿帕网

1965年底，保加利亚人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以博士生身份来到巴黎，参加罗兰·巴特主持的“历史话语研究”研讨班，却构成了罗兰·巴特的一个思想性事件：她于1966年在研讨班上以“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与小说词语”为题的发言，不仅带来了俄罗斯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还带来了她自己发明的Intertextualité——“互文性”或“文本间性”——的概念。罗兰·巴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67年，他在3月的一次访谈中宣称“我们可以谈论文学的文本间性”，1随后在隐含的“互文性”的视域里写下《作者的死亡》（1967）与《S/Z》（1970），在明确的“互文性”的话语中写下《从作品到文本》（1971）、《文本理论》（1973）与《文本的快乐》（1973）。按照《文本理论》的说法，“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文本”，因此罗兰·巴特的这些文本就成了关于互文文本的互文文本（intertext of intertexts），而《作者的死亡》尤其特殊，它在自身的内部裂变出两个文本：它先在英语中以译文的形象出现然后才回到它在法语中的原文，由此在它自身之间形成了一种另类的互文关系。它的英译文发表在美国的Aspen杂志1967年秋冬季的第5、6号合辑，而原文则在1968年9月以后发表在法国的Manteia的第5期。2这样一种颠倒的发表顺序证实并强化了《作者的死亡》对于“文本”的规定：它

是一个多维度空间，各种各样的写作——没有一种是起源性的——在其中相互混合，相互冲突。文本是那些来自无数个文化中心的引语所构成的编织物。3

罗兰·巴特

当罗兰·巴特的这个作为编织物的“文本”被译入英语，英语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个与它对应的表述形式。就在克里斯蒂娃来到巴黎的1965年，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泰德·纳尔逊（Ted Nelson）向美国计算机协会提交了论文《一个面向复杂、多变、不确定之物的文件结构》，公布了他自己的一个与Intertextualité有着相似构词法的新造词：Hypertext——超文本。纳尔逊要创造的是一个计算机技术的专有名词，但从一开始他就把它联系向文学领域。1963年，当他还把这个词写作Hyper-text时，他把从俄罗斯（又是俄罗斯）移民美国的作家纳博科夫1962年出版的《微暗的火》（Pale Fire）——一部由前言、长999行的诗、评注与索引组成的小说——视作对它的一个精确的例示。在它最终确定这个术语拼写方式的时刻，他把它规定为

超文本之父泰德·纳尔逊（Ted Nelson）

一个书写或图像材料的机体，它以如此复杂的方式相互连接，以致无法在纸面上便利地呈现或再现。它可能包含其内容及内容间关系的摘要或地图；可能包含审读过它的学者所作的释文、补录与脚注。4

当纳尔逊试图用计算机建立“相互连接”的文本，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正在谋求“相互连接”（interconnect）起计算机。在《作者的死亡》就要返回到法文之前，1968年6月，美国另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向ARPA提交了报告《资源共享的电脑网络》（“Resource Sharing Computer Network”）。罗伯茨试图把电脑彼此连接成网络交互作用，通过资源共享提高电脑的研究产出。为此他要求建立网络信息中心，其信息

网络内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能够在线获取。他应该能够补充程序描述，编辑以前的描述，基于关键词搜索采集相关信息，向他运用过的程序描述粘贴自己的评论。5

正是在这份报告的规划之下，1969年12月，由4个节点组成的“阿帕网”（ARPANET）搭建完毕并投入使用。

阿帕网，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的计算机网，又称ARPA网。现在的Internet是在APRA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

罗兰·巴特的“文本”编织了来自无数文化中心的引语，纳尔逊的“超文本”包含着不同学者的呈现与注释，而罗伯茨的“网络信息”容许不同用户作补充、编辑与评论。尽管对于正在发生的计算机技术的变化，罗兰·巴特可能所知不多，但他的“多维度空间”里显然已经被投射进纳尔逊与罗伯茨的话语的影子，甚至被投射进他们的话语的未来。如果按他本人在《文本理论》中的说法，互文性是文本的条件，它“并不浓缩为某种源泉或影响问题”，而是使文本成为“无名格式或无意识引语或自动引语的总场域”，给它带来“先前的和同时代的整个言语”。6纳尔逊与罗伯茨的表述作为同时代的言语，就这样无意识地进入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的互文性的场域。

对于罗兰·巴特与纳尔逊的同时代性，美国的理论家乔治·兰道（George Landow）在1992年出版的《超文本：当代批评理论与技术的汇聚》（Hypertext: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里作了清楚的揭示：他把他们二人统摄在纳尔逊的“超文本”的概念之中。虽然罗兰·巴特并未使用超文本一词，但在兰道看来，罗兰·巴特在《S/Z》中以“可写性文本”（the writerly text）之名所指认的就是超文本，他借此

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文本性，它完全契合于人们所称的计算机超文本——在链接、节点、网络、网页和路径等术语所描述的开放的、永未完成的文本性中，由多路径、多串链、多轨迹电子链接的词语（或图像）的模块所组成的文本：

罗兰`·巴特说，“在这个理想文本内，网络数量繁多，交互作用，但每个网络都不能凌驾于其他网络之上；这个文本是能指的星系，而不是所指的结构；它没有开端；可以逆转；我们可以通过多入口进入，而任何一个入口都无权宣布自己是主要入口；它所动用的编码都是不确定的编码，延伸向目力所能及的任何地方；……意义系统能够容纳这个纯属复数的文本，但复数的数目绝无止尽，因为这个文本建基于语言的无限性。”7

兰道没有说及罗伯茨，对于罗伯茨所设计的阿帕网也只放在JANET、BITNET的序列中微不足道地提了一次。不过，兰道为了说明上面这段引文所引用的《S/Z》的段落，却又分明包含着对于电脑网络的感知，这个网络甚至都不是与《S/Z》同时的阿帕网，而是阿帕网自身的或在它之外的下一个阶段。当罗兰·巴特将理想文本理解为“数量繁多，交互作用”的网络的集合，他已经无意识地探测到网际网（internetwork,简称为internet）与互联网（Internet）：一个网络的网络（network of networks）。

哈哈

《S/Z》

白

1

二、超文本、超空间与互联网

 在Hypertext还是Hyper-text的1963年，在Intertextualité还没有成为一个单词，network还不是computer network的1963年，罗兰·巴特正在面对批评家的角色与批评的功能的问题：

每一位批评家所选择说的言语活动……是他的时代为其提供的一些言语活动中的一种，客观地讲，他的言语活动是知识、观念、智力激情的某种历史成熟状态的词语，它是一种必然。……批评并非向着过去时真实性或对“另一个”真实性的“致敬”，它是对我们时代的可理解性的建构。○8

在这里，时代通过批评有建立了一种反身自指的关系，它通过为批评提供言语活动，最终在批评里成为可理解之物。同时，罗兰·巴特也通过这里的“批评”建立了一种反身自指的关系：这“每一位批评家”里当然包括罗兰·巴特自身。他由此将他的批评者带入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他的“我们时代”？

当他这样追问“何谓批评”的时候，他还被视为结构主义者，即将在1966年的一幅题为“结构主义者的午宴”的漫画里与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一同成为主人公。对于这种以“语言或象征为第一性”9的结构主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其1984年撰写的《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里的判断是，可以把其“归咎于新闻媒介中出现的意料不到的信息和五花八门信息的大爆炸”——即归咎于信息技术革命，因为语言学与信息理论都在处理编码问题，而通过结构主义语言学，信息理论里的

这场革命，尤其是西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电子，原子能）——换言之，人类实践在战胜自然的进程中迈出崭新的一步——在一种官方指定，并认为超越或逃过人类意识和意念的“反人文主义思想”下，因受到哲学上的迎接，得到了概念上的表述。○10

 罗兰·巴特作为“批评家所选择说的言语活动”，显然正是“从历史阶段的角度看”的“60年代”的一部分。但在1984年的杰姆逊看来，“60年代”是资本主义“系统性的重建性的重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时”的“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11或者再向前追溯两年，在1982年的杰姆逊的描述中，

60年代在很多方面都是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新殖民主义、绿色革命、电脑化和电子资讯）同时确定下来，并且遭到内在矛盾和外来反抗冲击和震荡的时期。12

经过60年代的“转型”与“过渡”所形成的是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跨国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消费社会，而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角度看，从“电脑化和电子资讯”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后工业社会，一个信息化社会。但1982年，阿帕网才与1981年建立的CS网（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通过网关（gateway）连接起来形成互联网（Internet），1984年联入互联网的主机才不过1000台，杰姆逊已推断这个“巨大无比的传通网络”将作为公认的“跨越全球、网络全世界的电脑网络”

使大众更能感受到社会权力和社会控制的总体网络——一个我们的脑系统、想象系统皆无法捕捉的网络，使我们更能掌握“资本”发展到第三个历史阶段所带来的全新的、去中心的世界网络……13

在这“资本”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即市场的或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之后的晚期或跨国资本主义阶段——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隐喻着同时也连接起一个社会的网络与世界的网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几乎相同的理由，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1996年初版、2000年再版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将这个历史阶段指认为信息资本主义，将这个阶段的社会命名为网络社会。相对于杰姆逊在1984年对于网络的抽象的推断，卡斯特在1990年代末体验了更为完整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序列——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演生过程，对他来说，这个网络到了1990年代发展出了复杂、庞大而具体的形式，他切实地看到：“整个世界都拥抱了互联网，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一个全球信息网。”14面对这个互联网的世界，他想起罗兰·巴特在1977年的告诫：一切沟通形式都奠基于符号的生产和消费。15由此，一个“60年代”的罗兰·巴特，在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连续性之中，在晚期或信息资本主义阶段的整体架构内，遭遇了互联网时代，或者说他的他的批评的言语活动，被接入了互联网。

所谓“言语活动”（langage），连同“作品”，是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在1963年的用词，1967年以后它们就逐步把它们的理论位置让渡给了作为后结构主义概念的“文本”，以至于他在1971年的《从作品到文本》中自嘲“文本这个词很时尚（我自己经常被诱导而使用这个词）”。16因此，他在《何谓批评》中给予批评的定义——“对作品的批评和对批评自身的批评”，“在第一种言语活动（即对象言语活动）上进行的二级的或元言语活动（meta-langage）的言语活动”17——在1973年遭到了他自身的否认，在《文本理论》中他反思道：

整个“批评”（作为“关于”作品而发的言语）都过时了：一个作者谈论一部过去的文本，那么只能通过自己生产一部新文本（进入到互文文本的未分化的增殖中）的方式——批评家不再存在，只有作家。18

作为文本的生产，批评同其他写作实践，不再有文类的界限，它们共同体现为文本，而在《从作品到文本》中，

文本的隐喻是网络（network）的形象；如果文本扩展自身，这是系统性组合的结果（进一步说，这是一个接近当今生物学里的生命概念的形象）。○19

一个文本（text）就是一个网络（network），而同时任何一个文本又都是互文文本（intertext），因此它又是网际网络（internetwork）。当文本与文本建立互文关系，并沿着互文性逐渐扩展，于是就建立起网络的网络（network of networks），网际网络的网际网络（internetwork of internetworks）……一个无限延伸的网络……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就是文本之间的“网络间性”（internetivity）？20

当罗兰·巴特在1973年写作《文本理论》与《S/Z》时，斯坦福大学的文顿·瑟夫（Vinton Cerf）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鲍勃·卡恩（Bob Kahn）在写作《一种分组网络互相通信协议》（A Protocol for Packet Network Intercommunication）的论文，为实现不同网络的互联而提出了网关（gateway）的概念和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Control Protocol，TCP）。瑟夫与卡恩所讨论的网络当然无关于罗兰·巴特，但罗兰·巴特的文本却以纳尔逊的“文学机器”为“网关”达成了与互联网之间的超文本传输。1980年，当罗兰·巴特经历了一场平庸的车祸，在作为观念的作者死亡之后继之以作为肉身的作者的死亡，纳尔逊出版了《文学机器：关于并属于上都项目（Project Xanadu）21的报告兼论文字处理、电子出版、超文本、思想者玩具、明日知识革命及包括知识、教育和自由在内的其他主题》（Literary Machines）。这是一个用超文本的形式论述超文本的主题的文本，在文中，纳尔逊重新规划了“超文本”的定义，他宣称：“‘超文本’意味着非连续书写——它是有多重分叉，允许读者选择，最好在交互屏幕上阅读的文本。如大家所想的那样，这是一系列通过链接关联起来，为读者提供差异性路径的文本的组块。”22这台超文本的文学机器，一端如前所述，连接着罗兰·巴特在《S/Z》中所设定的理想文本，另一端则连接着“万维网”（World Wide Web，WWW）：1991年，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的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纳尔逊的启示下，推出了万维网——一个建立于用户/服务器模型之上的，以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与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为基础的，提供面向互联网的服务的，具有一致用户界面信息的浏览系统。互联网原本是通过命令方式交流和查询信息的，因此只是少数专家交换和共享文件的一种工具；当万维网利用超链接（hyperlink）将信息组织成页面的形式，它就开放向了普通用户的生活。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被具体化为万维网的时代，对于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互联网从此成为一个超文本文档的集合，或者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超文本，一个基于互联网（Internet）——全球network的web。1988年，《从作品到文本》被译为中文时文末附有该文英译本（但没有注明这个英译本的译者与出处）的注释：“Network[交织物]，巴特在法文中用了“réseau”一词，英译成“network”（举例说，没用“网”[Web]），这里可能冒着过分强调这一隐喻的机械的含义的危险。”23但罗兰·巴特的“réseau”的确既是internetwork又是web，在《文本的快乐》中，当他从纺织学的角度宣称“文本就意味着织物（Tissue）”,他同时从仿生学的角度解释说：

WWW是环球信息网的缩写，英文全称为“World Wide Web”，中文名字为“万维网”

由于迷失在这一织物——这一纹理（texture）——之中，主体取消了自身，就像蜘蛛隐没在它的分泌物所建构的网中。如果我们使用新词的话，我们可以把有关文本的理论定义为网络学（hyphology）[网络（hyphos），就是织物和蜘蛛网）]。○24

在“Web”所建立的隐喻的web里，“60年代”的罗兰·巴特成为万维网时代的罗兰·巴特。

正是在其文本与互联网之间的互文性或网络间性里，我们可以描述罗兰·巴特批评的一个理论形象——一种网络学批评：一种关于非连续书写的非连续书写，一组关于超文本（可写性文本）的超文本（可写性文本），一个关于网络的网络。在这种批评中，批评的对象不再有统一、完整的形式，而是碎片和片段的集合；它是一个由多种编码方式编织成的复数的、多元性的文本，一个随着编码的多向运动而破碎的、甚或是被消除的网络。批评的主体不再是批评者，更不再是主体，他只是（超）文本的阅读者，同时也是（超）文本的写作者。作为阅读者，他只能根据（超）文本的系统的多元性来联结这些系统，他的接近（超）文本的“自我”本身已经是其他文本或编码的一种多元性。作为写作者，他只是写作他的阅读，在（超）文本之中重新书写文本，他的声音只是对（超）文本的多种声音的其中一种声音的窃取，他的工作只是在无限差异的领域扩散和分散（超）文本：

在世界的无限游戏（世界作为功能）被某种独特的系统（意识形态、体裁、批评）——这种系统削减了入口的杂多性、网络的开放性、言语活动的无限性——所贯穿、分割、中止和塑化之前，可写性文本便是正在写作中的我们自身。○25

在这里，一切都是（超）文本：批评的（非）主体与其批评的对象一同成了（超）文本，而这个批评的（非）主体作为阅读者的一面表明：普通读者作为阅读的（非）主体同样也是一个（超）文本。卡斯特这位对互联网时代有着详尽考察的社会学家在2001年出版的《网络星系》（The Internet Galaxy）中遥远地呼应了罗兰·巴特的洞察（这个“网络星系”都不妨看作是罗兰·巴特所说的“能指的星系”的回声，虽然卡斯特自己把这种命名的灵感归因于麦克卢汉所称的“古滕堡星系”26），他宣称“超文本不可能外在于我们，而是内在于我们”，因此，

我们确实有了超文本，不是那个超文本，而是我的超文本，你的超文本，以及其他每个人的超文本。○27  

经过卡斯特的这个“内在于我们”的“超文本”的中介，我们可以推测，作为后结构主义者的罗兰·巴特同时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当他将“可写性文本”判断为“我们自身”，他所体现的不是修辞的巧致，而是现实的反思：将“我们自身”决定为“可写性文本”的是那个“无限游戏”的“世界”。将罗兰·巴特的概念置换入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具体的现实，并在修辞的严格性上来描述，这个“可写性文本”就是超文本（hypertext），而这个“无线游戏”的“世界”就是“超空间”（hyperspace），如卡斯特所说：

网络空间是一个超空间，是一个精神空间，你每天都要实践，在这个空间里遇见来自其他时间和地点的人物和思想。○28

而在杰姆逊看来，“超空间”正是资本发展到第三阶段——晚期或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所设定的空间形式——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在当前的社会里，庞大的跨国企业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过不设特定中心的传输网络而占据全球；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于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29

罗兰·巴特在文本中想像过这个“多维度空间”，对他来说，在这个空间中，“就像蜘蛛隐没在它的分泌物所建构的网里”。

三、APP、数据民族主义与“互联网+”

Internet（互联网）与Web（万维网）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发展，在Web诞生20多年之后，遭遇到了它们之间关系的危机。2010年9月，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这是谁的错？我们的错》与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苹果公司——新型的媒体霸主》，在美国《连线》杂志发表时，编辑为它们加了一个总标题：“The Web is Dead, Long Live the Internet”（“万维网式微，互联网长存”）。两位作者共同观察到，随着Iphone移动计算模式的兴起，APP（向用户提供的第三方服务程序）的信息推送取代了万维网的信息搜索，开创了互联网与手机融合的时代，一个后万维网时代。对于安德森来说，这是互联网本质的改变，是资本主义的新型盈利模式，当人们视APP的信息推送的速度优先于万维网的通用性：

克里斯·安德森

开放的万维网是已经过去了的青春期，时值工业巨头摸索着寻找新世界，愿意慷慨地提供免费服务。如今这些巨头做的正是企业家最拿手的——寻找合适的收费方法。○30

而在沃尔夫看来，对免费（free）服务的拒绝，同时也是对自由（freedom）的拒绝，他以脸谱（Facebook）为例说明：

在这个“一家企业+巨头+远见”的模式下，有无数企业家构成的互联网黯然失色，脸谱网代表着一切万维网所不具备的特质：严格的标准、精巧的设计、集权式控制。○31

而4年之后，互联网遭遇了它自身的危机。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4年6月25日刊登了戈登·戈尔德斯坦（Gordon M. Goldstein）的文章，题为“The End of the Internet？”戈尔德斯坦注意到，围绕网络的控制权产生了一种地缘政治的冲突，全球互联网正在发生分裂的趋势。尤其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4年2月呼吁创设属于欧盟的区域网，通过与美国隔离来为欧洲公民提供高水平数据宝库，戈尔德斯坦引用丹尼尔·卡斯特罗（Daniel Castro）的概念“数据民族主义”来命名这一互联网的政治：

数据民族主义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现象，就是各国都希望将某些类型的信息存储在设在本国边界内的服务器中。○32

当戈德尔斯坦将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试图让域名职能摆脱美国法律的控制也视为数据民族主义的一部分，担心会产生竞争性的或重复性的域名系统，从而导致互联网普通用户登录错误网址的风险时，在中国，一个新的概念正在形成。2015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ITFIN）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2015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规定了所要推进的重点行动：“互联网+”创业创新、“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普惠金融、“互联网+”益民服务、“互联网+”高效物流、“互联网+”便捷交通、“互联网+”绿色生态、“互联网+”人工智能。

虽然“互联网+”行动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在中国，它已经将这个时代命名为“互联网+”时代。这个来自中国的词语会变成一个普遍性的名称吗？这个时代会持续多久的时间？一切当然还没有答案。但确定无疑的是，互联网正在开始其新的历史阶段。如果就以“互联网+”作为全球互联网新时代的命名，以上所述的事件它显然将它区分成了三个方面，或者说它将自身具体化为三个时代；APP的时代、数据民族主义的时代与“互联网+”行动的时代，它们分别表述这个时代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在这个时代里，万维网并（还）没有死亡，它只是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不再居于优先和主导的位置，无论是APP、数据民族主义还是“互联网+”行动，它们都并非取代万维网，而只是把它当作了一个自然化了的背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

在《网络社会的崛起》里，卡斯特将互联网时代的时间描述为“无时间之时间”或“虚拟时间”，将空间界定为“流动空间”——后来又称之为“超空间”。而在“互联网+”时代里，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发生了新的弯曲。在APP的各种传输协议里，Real Time——“实时”或真实时间是一个核心的词语：实时传输协议（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RTP）、实时传输控制协议（Real-Time Control Protocol，RTCP）、实时流协议（Real-Time Streaming Protocol, RTSP）。而无论是数据民族主义强调的国家的边界，还是“互联网+”行动对制造业的强调，在与APP传输协议对应的意义上，把Real Space重新纳入到互联网的空间组织之中。由此，“互联网+”时代的时间与空间变成了一种复合的时间与空间：虚拟时间+真实时间（virtual time + real time）,超空间+真实空间（hyperspace + real space）。在这里或许可以借用卡斯特的另一个概念。当有人认为互联网时代将沟通心灵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现全都接连在巨大的非历史性超文本中，因而把我们的现实变成了虚拟，卡斯特反驳说，任何现实经验都是编码的产物，一切现实在感知上都是虚拟的，因此，

目前以一切沟通模式（从印刷到多媒体）之电子整合为核心的新沟通系统，其历史特殊性并非是又发出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反而是建构了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33

而在“互联网+”时代里，这个“真实虚拟”被召唤来重新面对“实境”（reality），必须在真实时间与真实空间里重新确认自身，因此不妨说，它已/将变成“真实化虚拟”（realized virtuality）。

在这种“真实化虚拟”中，罗兰·巴特曾经描述的那个“从作品到文本”的演化过程必然或必须发生逆转。在互联网的巨大的超文本里，在我们都有的、都是的超文本里，一个“从文本到作品”将会成为现实的一条可能的进路，或超空间的一个可能的出口。这是从文本到作品（work），也是从从文本到工作（work），就像“互联网+”的行动的主线是从互联网到现代制造业。从这个进路或出口回看罗兰·巴特，我们会看到，他曾经希望有一天批评作为独特的系统之一，能够“贯穿、分割、中止、塑化”“世界的无限游戏”。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这当然还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至少，它应该通过“真实化”的行动，在“无限游戏”中间确认一个短暂中断的机会，从而如杰姆逊所说，“寻找[我们]自身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

注释

1多斯：《解构主义史》[M]，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2 Logie, John, “1967: The Birth of ‘The Death of Author’”, College English, Vol.75, No,5(2013).

3 Barthes, Roland, “Death of Author”, Image, Music, Text (Fontana Press,1977), p.146.

4 Nelson, Ted, H., A File Structure for the the Complex, the Changing, and the Indeterminate, Proceeding of the ACM 20th National Conference (1965). P.96.

5 Roberts, Larry, “Resource Sharing Computer Network”, http://www.packet.cc/files/res-share-comp-net.html

618罗兰·巴特：《文本理论》[A]，史忠义、户思社、叶舒宪主编：《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C]，河南大学出版社，209年，第302页，第306-307页。

7 Landow, George P., Hypertext: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The Joi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3

817罗兰·巴特：《何谓批评》[A]，《文艺批评文集》[C]，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9-310页，第306、307页。

91011詹明信（杰姆逊）：《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A]，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C]，三联书店，1997年，第354页，第363页，第392页。

12詹明信（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A]，《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C]，第399页。

1329詹明信（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A]，《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C]，第488页，第497页。

14152633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1页，第462页，第408-409页，第462页。

16192425Barthes, Roland, From Work to Text, Image, Music, Text, p,156, p,161，p,64, p.5.

20关于网络间性的概念，见黄鸣奋：《网络间性：蕴含创新契机的学术范畴》，《互联网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389页。

21上都——元王朝定都北京（大都）之前的都城，在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中，忽必烈在那里建了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A stately pleasure-dome），纳尔逊因此称之为“文学记忆的魔地”并用它来命名他的在线商业超文本出版系统。

22 Nelson, Theodor H., Literary Machines(Swarthmore, Pa: Self-published, 1981),0/2.转引自Landow, George P., Hypertext: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p.4.《文学机器》自1980年到1993年，连续出了9版。

23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J]，杨扬译，《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27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M]，郑波、武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28卡斯特殷斯：《对话卡斯特》，徐培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8-39页。

30克里斯·安德森：《这是谁的错？我们的错》[A]，顾倩译，《国外社会信息化研究文摘》[C]（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17-18页。

31迈克尔·沃尔夫：《苹果公司——新型的媒体霸主》[A]，《国外社会信息化研究文摘》[C]（上），2016年版，第21页。

32戈德尔斯坦：《互联网的终结？》[A]，葛鸣译，《国外社会信息化研究文摘》[C]（下），2016年版，第10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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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剛：戰鬥與導引 —〈夜行貨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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